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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安全的人类回路:从自动防御走向人机协同治理

LLM Agent 安全不能再被简单看成纯算法问题,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 Agent–Human Interaction Security 问题——人不是按钮,而是意图的来源。

2026/06/09

过去谈 Agent 安全,我们很容易把问题理解成一组技术攻击:提示注入、工具滥用、数据泄露、越权调用、恶意网页诱导、MCP 工具投毒、长期记忆污染。

这些问题当然都存在,但如果把视角再往上提一层,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Agent 到底是在执行用户真正想做的事,还是已经被外部内容、模型幻觉、权限漂移和错误配置带偏了?

最近一篇论文《Reframing LLM Agent Security as an Agent–Human Interaction Problem》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LLM Agent 安全,不能再被简单看成纯算法问题,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 Agent–Human Interaction Security 问题,也就是”Agent 与人交互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论文封面:Reframing LLM Agent Security as an Agent–Human Interaction Problem

论文地址:https://arxiv.org/pdf/2605.24309

论文分析了截至 2026 年 4 月的 59 篇学术论文、21 个生产级 Agent 系统和 26 个安全插件,最后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

工业界已经大量依赖人参与的安全机制,但学术界仍然更偏好研究自动化的安全判断方法。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攻击样本,也不在于发布了一个新的 benchmark,而在于它把 Agent 安全的核心问题重新框定了。

过去我们常说”human in the loop”,但在 Agent 时代,这句话可能需要重新理解。人不是简单站在最后按一下”同意”或”拒绝”的按钮,而是要通过策略、权限、边界、审批、上下文说明,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持续表达给系统。

Agent 安全的关键,不是把人从回路里拿掉,而是把这个人类回路重新设计好。

学术界 vs 工业界的安全机制采用对比

Agent 安全的核心,不是工具调用,而是意图对齐

论文提出的第一个关键概念叫 Intent Alignment,可以翻译成”意图对齐”。

这个概念并不复杂。用户让 Agent 做一件事,比如”帮我修复这个 bug""帮我整理这批文件""帮我检查这个系统配置""帮我生成并提交一份报告”。Agent 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读文件、写代码、运行命令、访问网页、调用 API、连接数据库。

问题在于,用户最初的一句话通常很模糊。用户说”修复 bug”,不代表允许 Agent 删除数据库;用户说”整理文件”,不代表允许 Agent 把本地文件上传到外部服务;用户说”分析日志”,不代表允许 Agent 访问所有系统凭证。

Agent 的行动空间太大,用户不可能在任务开始前完整列出所有允许动作和禁止动作。更麻烦的是,Agent 执行任务时还会不断遇到新的上下文、新的子目标和新的工具调用。很多安全判断并不是简单的语法判断,而是语义判断。比如”删除所有临时文件”到底包不包括某个特定目录,取决于业务语境,不是模型自己能判断的。

这也是 Agent 安全和传统应用安全不太一样的地方。

传统应用系统通常有相对固定的业务流程。一个按钮触发一个接口,一个角色拥有一组权限,一个 API 对应一组明确资源。Agent 不一样,它的行为是动态生成的。它不是在一条固定流程里移动,而是在开放环境里不断规划、调用工具、读取反馈、再次规划。

所以,Agent 安全不能只问”这个工具能不能调用”,还要问”在当前任务、当前上下文、当前用户意图下,这个工具调用是否合理”。

意图对齐示意图

两条路线:让模型替人判断,还是让人表达边界

围绕”意图对齐”,论文把现有 Agent 安全方案分成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是让模型来判断模型。

系统可以引入另一个 LLM、安全模型或 Judge 模型,观察用户原始任务、Agent 当前计划、工具调用参数和上下文信息,然后判断这个动作是否符合用户意图。学术界很喜欢这条路线,因为它看起来足够自动化,也足够”AI native”。

第二条路线,是让人类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边界。

人可以提前写策略,说明哪些工具允许调用、哪些目录允许访问、哪些网络请求必须禁止;也可以在运行时审批高风险动作;还可以配置 Agent 的工作范围,比如只能访问某个项目目录、某个代码仓库、某组 API、某个云资源空间。

论文的核心判断是:这两条路线并不是完全对立,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对称。LLM 可以帮助降低人的负担,但不能完全替代人。因为”用户到底想要什么”,最终只能来自用户自己。

这个判断看起来朴素,但非常重要。

如果 Agent 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模型自动判断安全边界还有一定空间。但当 Agent 可以执行命令、修改文件、访问凭证、调用外部 API、操作业务系统时,安全问题就不再只是”回答得对不对”,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让另一个 LLM 做最终裁判,会遇到一个很难绕开的循环依赖:如果主 Agent 会被提示注入影响,那么负责判断安全的 LLM 同样可能被上下文误导;如果用户意图本身没有被清楚表达出来,那么安全模型也只能在不完整信息上做猜测。

换句话说,自动判断不是不重要,但它不能成为唯一防线。

最关键的数据:工业界和学术界已经走向两边

这篇论文最值得拿出来讲的,是它统计出来的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的错位。

论文把 Agent–Human Interaction 安全机制分成五类:范围与边界配置、运行时审批、策略定义、信任与数据标注、意图锚定。结果显示,在 21 个生产级 Agent 系统中,范围与边界配置被 16 个系统采用,运行时审批被 14 个系统采用,策略定义被 13 个系统采用。但在学术论文里,这些机制研究的比例远低于自动化安全方法。

这组数据很有冲击力。

工业界真正大规模使用的,是听起来并不”性感”的安全机制:配置范围、写策略、做审批。学术界更感兴趣的,是让模型自动识别用户意图、自动判断行为是否安全、自动标注数据可信度。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两种安全哲学。

学术界关心的是: 模型是否可以越来越聪明,最终自动判断什么是安全的。

工业界关心的是: 系统一旦真的能删库、改代码、发邮件、调 API、操作云资源,就不能把最终判断完全交给另一个模型。

所以工业界选择了一条更保守也更现实的路线:先把人留在回路中,再想办法降低人的操作负担。

这不是因为工业界不懂自动化,而是因为在真实生产环境里,Agent 的错误动作不是实验分数下降,而可能是数据丢失、服务故障、凭证泄露、合规事故和供应链风险。

五类 AHI 安全机制工业界 vs 学术界采用率对比

为什么人不能被完全拿掉

论文认为,在当前阶段,人类参与 Agent 安全决策仍然不可替代。

第一个原因,是用户 prompt 本身就不精确。 用户的一句话往往只是任务目标,不是完整授权书。比如”帮我修复项目里的问题”,里面并没有说是否允许访问隐藏文件,是否允许安装依赖,是否允许修改测试脚本,是否允许连接外部服务,是否允许提交代码。把这样一句模糊指令当成安全判断的唯一锚点,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安全判断依赖用户背景和业务语境。 同样是”修改配置文件”,在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在个人项目和企业代码库里,安全含义完全不同。模型无法从对话本身判断这些背景,而这些背景恰恰是安全判断最关键的输入。

第三个原因,是 Agent 的行为具有真实世界后果。 内容生成的错误最多只是”说错了话”,可以更正;但 Agent 的行为错误可能导致不可逆的结果。删除的文件不一定能恢复,发出去的邮件不能撤回,提交的代码会触发 CI/CD,调用的外部 API 可能产生费用或触发业务逻辑。这要求安全判断的可靠性远高于内容生成。

怎么重新设计人类回路

论文提出了一个五层框架,用来重新设计 Agent 安全里的人类参与机制。

第一层,是任务意图锚定。 在任务开始前,系统应该引导用户明确表达边界。这不是强制用户写长篇策略,而是通过简单的交互,确认任务范围、数据访问权限、操作范围、是否允许联网等基本参数。

第二层,是运行时审批分级。 并非所有动作都需要人审批,但高风险动作必须停下来确认。审批不能粗暴地覆盖所有动作。真正合理的做法,是根据资源敏感度、操作不可逆性、数据外发可能性、权限提升程度和历史行为模式来判断是否打断用户。

第三层,是策略编译。 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偏好,但系统内部要尽量把它转换成结构化策略。比如把”不要访问敏感目录”翻译成具体路径规则,把”不要联网”翻译成网络访问控制。自然语言可以作为输入界面,但不能只停留在自然语言。

第四层,是权限生命周期管理。 Agent 的权限不应该只会增加,不会回收。一个任务结束后,临时权限应该自动失效;任务目标变化时,权限应该重新评估;权限扩大之后,也应该有可视化方式告诉用户当前可信面已经变成多大。

第五层,是解释与审计。 审批界面不能只给用户展示一条命令,比如 rm -rf tmp/ 或 curl xxx。它应该解释这个动作要访问什么资源、为什么需要、潜在影响是什么、能否回滚、有没有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否则用户看到的是技术细节,不是安全决策。

这才是”人类回路”的真实含义。它不是把人放在流程里挡一下,而是让人能够以低负担、高质量的方式表达意图,并让系统把这些意图变成可执行的安全约束。

LLM 不是最终裁判,但可以成为人类意图的放大器

需要强调的是,这篇论文并不反对使用 LLM 做安全判断。它反对的是把 LLM 当成最终裁判。

更合理的方向,是让 LLM 辅助人表达和管理安全意图。

比如,LLM 可以在任务开始前主动发现模糊点。用户说”帮我清理项目目录”,系统可以追问:“是否允许删除未跟踪文件?是否允许修改配置文件?是否允许联网安装依赖?“这比执行到一半再突然弹窗更自然。

LLM 也可以帮助生成策略草稿。用户不需要直接写复杂 DSL,只需要说”这个 Agent 只能读项目代码,不能访问密钥,不能联网,不能修改数据库”,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初始策略,再让用户确认和修改。

LLM 还可以总结风险。面对一条复杂命令,系统可以用更容易理解的语言告诉用户:这个操作会删除哪些文件、是否可恢复、是否涉及敏感目录、是否和当前任务相关。

论文提到 AutoPermissions 的结果,LLM 可以从上下文中以 85.1% 的准确率预测用户审批决策。这说明 LLM 可以用来降低审批负担,但用户仍然应该保留最终授权权力。

所以,未来 Agent 安全不是”人 vs 模型”的二选一,而是”模型辅助人,系统约束模型”。

模型负责理解上下文、生成策略草稿、识别模糊点、解释风险;人负责表达真实意图、确认高风险边界、承担最终授权;系统负责把这些意图变成可执行、可审计、可回滚的安全控制。

五层人类回路重设计框架示意

这篇论文对 OpenClaw 这类系统也有启发

论文附录中多次把 OpenClaw 纳入生产系统对比。比如在策略表达部分,OpenClaw JSON 被列为一种生产系统中的策略表示形式;在运行时审批部分,OpenClaw HITL 被列为高风险操作的人类审批机制;在范围与边界配置部分,OpenClaw 的工具权限管理也被列举。

这说明 OpenClaw 这类系统天然就处在 AHI Security 的实践谱系里。

从这个角度看,Agent 安全框架不只是”拦截危险工具调用”,而是要回答几个更基础的问题:用户如何配置 Agent 的能力边界,系统如何把策略落实到工具和执行环境,运行时如何处理高风险动作,任务结束后权限如何回收,多个 Agent 协同时如何传递和隔离信任。

这也是 Agent 安全从单点检测走向治理体系的关键。

如果说过去的大模型安全护栏主要关注输入和输出,那么 Agent 安全护栏必须进一步关注”行动过程”。输入内容可能安全,输出内容也可能安全,但中间的工具调用链路可能已经越界。Agent 的风险并不只出现在对话框里,而是出现在它对真实系统产生影响的那一刻。

Agent 安全正在从自动防御走向人机协同治理

这篇论文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提醒我们不要过度迷信”全自动安全”。

在内容安全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让模型自动判断一段文本是否违规。到了 Agent 时代,这个思路还可以继续用,但远远不够。因为 Agent 不只是生成内容,它会行动;不只是回答问题,它会影响文件、代码、系统、数据和业务流程。

行动一旦进入真实世界,安全就不能只靠模型判断。它需要权限边界,需要运行时审批,需要策略系统,需要隔离环境,需要审计和回滚,也需要用户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

所以,Agent 安全的下一阶段,很可能不是简单追求”更强的检测模型”,而是构建一套更完整的人机协同治理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人不是被动审批机器,模型不是万能安全裁判,策略也不是写完就不变的静态文件。三者需要被重新组织起来:人提供意图,模型降低表达成本,系统执行约束。

这才是 Agent 安全的人类回路。

它不是自动防御的倒退,而是 Agent 进入真实生产环境之后,安全治理必须补上的一层基础设施。

结语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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