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人性：AI 时代如何守护人类尊严

2026 年 5 月，梵蒂冈发布了教皇利奥十四世的首份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中文可以译作《壮丽人性》或《伟大的人性》。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en/encyclicals/documents/20260515-magnifica-humanitas.html

这份通谕的副标题非常直接：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

它不是一篇普通的 AI 伦理倡议，也不是一份技术监管白皮书。

通谕在天主教体系中属于教皇正式训导文书，通常只会在涉及重大信仰、道德和社会问题时发布。

梵蒂冈官方信息显示，这份文件署名日期是 2026 年 5 月 15 日，也就是《新事通谕》发表 135 周年纪念日，并于 5 月 25 日正式介绍发布。

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

1891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新事通谕》，面对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劳资冲突、贫富分化和工人贫困。

135 年后，利奥十四世发表《壮丽人性》，面对的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重组、平台权力、算法治理、战争自动化和人类主体性的危机。

如果说《新事通谕》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追问“工人还是不是人”，那么《壮丽人性》则是在 AI 时代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当机器越来越像人，当平台越来越像基础设施，当算法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决策时，人还会不会继续被当作人来对待？

这是一篇反“去人化”宣言

很多人看到宗教领袖谈 AI，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不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技术恐惧？

其实不是。

《壮丽人性》并没有否定人工智能的价值，它承认 AI 可以帮助人类处理危险、重复、复杂的任务，也可能用于医疗、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

真正被它警惕的，并不是 AI 作为技术本身，而是 AI 被放进一种以效率、控制、利润和权力为中心的系统之后，可能带来的“去人化”。

通谕开头就把 AI 称为我们时代的“新事物”，这个说法来自《新事通谕》的传统：

每当一种新生产力改变社会结构，教会就需要重新判断人、劳动、财产、国家和共同善之间的关系。

梵蒂冈文本明确说，AI 不只是一个需要研究的新主题，也不只是一场需要管理的危机，而是一个会从内部挑战社会训导范畴的时代性发展。

这句话很重要。

它意味着，在利奥十四世看来，AI 不是一个行业问题，也不是一个产品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秩序问题。

它会改变人如何工作、如何沟通、如何认识真理、如何参与公共生活，甚至会改变战争如何发生。

所以，《壮丽人性》的真正重点不是“AI 会不会取代人类”，而是：

AI 时代的制度、市场和技术系统，会不会把人变成数据、标签、成本、风险项和可优化对象。

这就是它为什么要谈“人类尊严”。

为什么要对标《新事通谕》？

理解《壮丽人性》，必须先理解《新事通谕》。

《新事通谕》发表于 1891 年 5 月 15 日，副标题是“论资本与劳动”。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ii/la/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15051891_rerum-novarum.html

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工业化，大量工人进入城市和工厂，传统行会体系瓦解，新的劳动保护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利奥十三世在通谕开头就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工业扩张、科学发现、雇主与工人关系改变、少数人财富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更强的自我组织意识。

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阵痛。

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厂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普通工人常常面对低工资、长工时、恶劣环境和缺乏保障的生活。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兴起，阶级冲突越来越尖锐。

教会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放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发言权。

《新事通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站在资本一边，也没有简单站在革命社会主义一边。

它既承认私有财产的正当性，也批判无约束资本对劳动者的压迫；既反对阶级斗争式的社会撕裂，也支持工人结社、合理工资和国家对弱者的保护。

它真正提出的是一个底线：工人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不是单纯的市场商品，经济秩序必须服务于人的尊严。

这就是为什么《新事通谕》后来被视为现代天主教社会训导的起点，它把工业社会中的劳资问题，提升为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问题。

《壮丽人性》延续的正是这条线。

在工业革命时代，被重新定义的是劳动者和资本的关系；在 AI 时代，被重新定义的是人和智能系统、人和平台、人和算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过去的问题是：资本能不能把工人当作机器使用？

今天的问题是：AI 系统能不能把人当作数据对象管理？

这两个问题相隔 135 年，但背后的结构非常相似。

每一次生产力飞跃，都会带来新的财富，也会带来新的支配方式。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许诺解放人，也可能重新束缚人。

AI 时代的核心风险是权力集中

如果从 AI 安全行业的角度看，《壮丽人性》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没有把 AI 风险只理解为模型输出风险。

今天很多人谈 AI 安全，首先想到的是幻觉、越狱、提示注入、有害内容、深度伪造、数据泄露。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壮丽人性》的视角更大，它关心的是 AI 背后的权力结构。

通谕明确指出，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最高层级的权力并不总是国家，而是大型经济和技术主体。

它们掌握专业知识、数据和决策权，能够定义访问条件、可见性规则、互动形式，甚至影响经济机会。

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用来描述今天的大模型产业。

AI 不只是一个模型，它背后有算力、芯片、云平台、训练数据、模型权重、API 接口、应用生态、分发渠道和安全规则。

谁控制这些基础设施，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知识如何生产，信息如何流动，企业如何运转，用户如何表达，社会如何决策。

过去，互联网平台决定什么内容被推荐、什么账号被限流、什么信息被看见。

到了 AI 时代，这种权力进一步深入到知识生产和行动执行层面。

模型不只是展示信息，而是在生成信息；Agent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在替人执行任务；平台不只是连接用户，而是在调度工具、数据和外部系统。

于是，AI 治理的关键问题不再只是“模型有没有安全对齐”，还包括：

谁定义对齐目标？谁制定安全规则？谁拥有训练数据？谁有权审计模型？谁承担事故责任？谁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壮丽人性》对这一点的判断很清楚：不能允许少数主体独自决定数据、算法和数字平台的治理方式。

国家和跨国机构需要建立公平规则和有效保障，让学校、社区、宗教机构、民间组织和普通人也能参与那些影响日常生活的选择。

这实际上是对“企业自律式 AI 治理”的一种提醒。

如果 AI 成为社会基础设施，仅靠厂商自我声明、模型卡、红队报告和安全白皮书是不够的。

AI 的外部审计、公共监督、申诉机制、算法透明和数据治理，都会成为未来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AI 不能只是“对齐”，还必须被“解除武装”

《壮丽人性》中最有传播力的表达，是“AI 需要被解除武装”。

这句话听起来很强，但它并不是要求停止 AI 发展。

利奥十四世在发布讲话中解释说，这个词是刻意选择的，因为当下需要能够唤醒良知、吸引注意力、指出道路的词语。

“解除 AI 武装”的意思，不是把 AI 从人类手里拿走，而是把 AI 从支配逻辑里拿出来。

AI 的“武装化”至少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军事武装化。AI 被用于无人系统、目标识别、战场决策和自主武器之后，战争可能变得更快、更远程，也更难追责。通谕特别担忧越来越自主的武器系统已经接近人类难以有效治理的范围。

第二种是经济武装化。AI 被少数平台和资本垄断之后，可能成为新的市场壁垒和权力工具。模型能力、算力资源和数据资产集中在少数主体手里，会使创新收益被少数人占有，而成本、失业和社会冲击被多数人承担。

第三种是认知武装化。生成式 AI 可以大规模制造文本、图像、视频和个性化叙事。当内容生成成本接近于零，虚假信息、舆论操控、深度伪造和认知战也会变得更加廉价。

所以，“解除 AI 武装”的核心含义是：AI 不能服务于战争升级、垄断扩张、认知操控和人的降格。

它必须重新回到共同善、人类尊严和社会责任的框架里。

这和当前 AI 安全领域常说的 alignment 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

alignment 更关注模型行为如何符合人类价值；《壮丽人性》更关心“谁来定义价值，以及这种定义是否受公共监督”。

如果所谓对齐只是由少数公司、少数研究团队、少数国家来定义，那么它仍然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权力集中。

换句话说，AI 时代的问题不只是机器是否听话，还包括机器听谁的话。

真理正在成为 AI 时代最稀缺的公共品

《壮丽人性》把真理、工作和自由放在一起讨论，这个安排非常耐人寻味。

在生成式 AI 出现之前，公共信息环境已经被社交媒体、推荐算法和平台商业模式重塑。

AI 进一步放大了这个趋势。

过去制造虚假信息需要组织、时间和传播渠道，现在只需要提示词、模型接口和自动化账号。

更关键的是，AI 生成内容不只是“假”，它往往是“像真的”。它可以用熟悉的语气、合理的结构、逼真的图像和高度个性化的表达，降低人识别虚假的能力。

这会带来一个深层后果：社会不只是被虚假信息欺骗，而是逐渐失去共同事实基础。

当每个人都能收到一套定制化解释，当每个群体都生活在不同的信息叙事里，公共讨论就会从“围绕事实争论”滑向“围绕情绪站队”。

这对民主、治理、司法、教育和公共安全都是长期风险。

所以，《壮丽人性》把真理视为共同善的一部分。

它实际上在说：AI 时代的事实核验、来源标识、内容溯源、平台责任和媒介素养，不只是信息治理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设施。

这对 AI 安全行业同样重要。

过去内容安全主要关心“有没有违法违规内容”，但 AI 时代的内容安全会越来越接近“认知环境安全”。

它不仅要识别涉政、暴恐、色情、诈骗、歧视、仇恨等显性风险，也要关注深伪、冒充、操纵、群体极化、虚假权威和信息污染。

从这个意义上看，真理不再只是哲学概念，而是 AI 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工作不只是饭碗，更是人的尊严和社会位置

《壮丽人性》对 AI 和劳动的讨论，也明显继承了《新事通谕》的传统。

《新事通谕》面对的是工厂时代的工人贫困，《壮丽人性》面对的是自动化时代的劳动重组。

前者问的是资本能不能压榨工人，后者问的是 AI 能不能系统性替代和降格劳动者。

今天很多企业谈 AI 落地，最常见的语言是“降本增效”。

这当然是企业经营的现实目标。

但如果 AI 的价值只被理解为少雇人、更快交付、更低成本、更高利润，那么劳动者很容易被重新定义为需要被优化掉的成本项。

《壮丽人性》反对的正是这种逻辑。

劳动不是简单的收入来源，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意味着身份、责任、成长、关系和社会参与。

一个人通过工作获得的不只是工资，还有与他人协作的经验、对社会的贡献感、对自我的确认，以及在共同体中的位置。

所以，AI 对工作的冲击不能只用“是否创造新岗位”来衡量。更重要的问题是：

新岗位是否有尊严？劳动者是否还有成长空间？人的判断是否还被需要？普通人是否能分享技术收益？被替代者是否有重新进入社会生产的路径？

如果 AI 只是让少数人获得更高资本回报，让多数人失去稳定工作和社会位置，那么即使 GDP 增长，社会也可能变得更加脆弱。

这也是《壮丽人性》和《新事通谕》之间最深的连接。

1891 年，教会提醒工业社会：工人不是机器的零件。 2026 年，教会提醒 AI 社会：人不是算法的变量。

AI 供应链背后，也有新的隐形不平等

今天讨论大模型时，我们经常关注参数规模、训练成本、推理速度、上下文长度、评测榜单和商业化能力。

但《壮丽人性》提醒我们，AI 还有一个被遮蔽的背面：供应链、资源开采、数据劳动和全球不平等。

AI 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依赖芯片、数据中心、电力、矿产、网络基础设施，也依赖大量数据标注、内容审核和低可见度劳动。

那些被称为“智能”的系统，背后往往有大量并不体面的人工劳动。

这就带来一个尖锐问题：AI 时代的便利和效率，是由谁来支付真实代价的？

一些国家掌握模型、算力和平台；一些国家提供数据、市场、能源和廉价劳动。

一些人享受自动化带来的效率，一些人承担失业、监控和被系统评分的后果。

一些主体从数据中提取价值，另一些人成为被画像、被预测、被管理的对象。

这也是为什么通谕强调，算法、平台、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也应该被放进“财货普遍目的”的框架里。

官方文本明确提出，在今天，专利、算法、数字平台、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这类新型财产，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缺乏共享和可及机制，就会制造新的不平衡。

这句话放在 AI 产业里非常重。

数据不只是商业资产，模型不只是企业产品，算力不只是公司资源。

当它们构成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时，就必然具有公共属性。

如何在保护创新激励和防止垄断支配之间建立平衡，会成为未来 AI 治理最难的问题之一。

AI 战争，是人类尊严的极限测试

《壮丽人性》中最严厉的部分，集中在 AI 与战争。

这并不意外。

因为战争场景最能暴露 AI 治理的底线：当 AI 参与生死决策时，人类还是否保留最终责任？

AI 可以帮助识别目标、分析情报、规划路线、调度无人系统，也可能参与防空、反导、网络攻击和战场态势感知。

它的优势是速度、规模和自动化，但这些优势一旦进入战争，就可能降低使用武力的门槛。

过去发动打击需要较长决策链条，需要人面对风险和后果。

未来，如果武器系统越来越自主，决策速度越来越快，责任链条越来越模糊，战争就可能变成一套由传感器、模型、无人平台和指挥系统组成的自动化流程。

这正是通谕担忧的地方。

发布讲话中特别提到，越来越自主的武器系统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几乎超出了人类有效治理的范围。

从 AI 安全角度看，这对应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human-in-the-loop 不能只是形式。

如果所谓“人在回路中”只是让人类在几秒钟内点击确认，如果人无法理解模型依据，无法质疑系统结论，无法承担真实责任，那么这个人只是自动化链条上的橡皮图章。

真正的人类控制，必须包括可理解、可追溯、可拒绝、可审计和可追责。

尤其在致命武力场景中，AI 不能成为责任消失的工具。

这也是《壮丽人性》的底线：算法不能替人承担良知，系统不能替人承担罪责，机器不能让战争变得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

它的发表意味着什么？

《壮丽人性》的发表，至少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AI 已经被正式纳入全球伦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过去几年，AI 主要由技术公司、监管机构、学术界和产业界讨论。现在，宗教组织、伦理共同体和社会思想传统也开始系统介入。这说明 AI 的影响已经超出技术圈，它正在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

第二，AI 治理正在从“安全合规”走向“文明秩序”。

模型安全、内容安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当然重要，但这些只是第一层。更深一层的问题是：AI 会把社会带向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它会让人更自由，还是更依赖系统？它会扩大普通人的能力，还是强化少数平台的控制？它会让知识更加开放，还是让真理更加破碎？

第三，AI 安全行业需要扩大自己的问题意识。

过去我们习惯问：模型会不会输出有害内容？会不会被越狱？会不会泄露隐私？会不会被提示注入攻击？这些问题仍然重要。

但《壮丽人性》提醒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模型部署之后，谁被影响？谁能申诉？谁能审计？谁承担责任？谁从中获益？谁被系统性排除？

AI 安全的终局，不只是让模型少犯错，而是让智能系统不伤害人的尊严。

这对企业 AI 安全、Agent 安全和大模型治理都有启发。

未来真正成熟的 AI 安全体系，不能只停留在输入输出检测、红队评测、权限控制和日志审计，还需要把数据来源、工具调用、决策责任、组织流程、劳动影响和外部监督纳入整体框架。

换句话说，AI 安全不只是保护系统不被攻击，也是在保护人不被系统吞没。

写在最后

《壮丽人性》之所以值得重视，不是因为它给出了具体技术方案，而是因为它重新提出了一个被技术狂热遮蔽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 AI？

如果答案只是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强竞争力、更大市场规模，那么人很容易变成实现这些目标的材料。

人的注意力可以被优化，人的劳动可以被替代，人的行为可以被预测，人的判断可以被外包，人的痛苦可以被量化，人的尊严可以被忽略。

但如果 AI 的目标是服务人，那么评价 AI 的标准就不能只有能力、速度、成本和规模，还必须包括尊严、公正、责任、参与、真理与和平。

135 年前，《新事通谕》在工业革命的烟尘中提醒世界：工人不是机器的附属品。

135 年后，《壮丽人性》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提醒世界：人不是算法的附属品。

AI 时代真正需要守护的，不只是模型安全、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

更深处，是人的不可替代性。

当机器越来越强，人类最应该守住的，恰恰是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东西：良知、责任、爱、脆弱、同情、判断和共同生活的能力。

这也许就是“壮丽人性”四个字真正想说的含义。